其中，实体性原则包括依法行政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越权无效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等，而程序性原则包括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公正原则等。

不过相较于合宪性选择，合宪性填充为法院所更多运用。而价值冲突规范，则通过个案中的法益衡量最终确定了具有优位地位的宪法规范。

采限缩解释，是因为公安机关基于保护国家领导人的名誉等利益而对侮辱做了宽泛的理解，方才做出处罚决定。[2]2008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其中共废止了27项司法解释，每项都附有简短的废止理由（如情况已变化或被新法取代）。3．个案中原则权衡的缺失 在基本权利限制方式中行使权利侵犯他人权利或妨碍社会公共秩序这一限制条件的粗糙运用，实质上导致了法院在做出限制某基本权利的最终决定前，缺失了结合个案事实在该基本权利与限制条件之间进行权衡的环节。虽然在宪法优位的法秩序中，所有法律必须被解释为与宪法一致，但是并不是所有法律规范都有作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至于运用界限，解释者应对行政处罚规范的文义限度有充分自觉，其运用亦不得与行政处罚法定原则相抵牾。

参见前注[45]，卡尔．拉伦茨书，第299页。[24]苏永钦教授在研判几种近似合宪性解释的决定方式时，亦将此种方式称作单纯合宪认定。[xxxvi]芦部信喜在其基础上补充了折中型。

[lxiii] BVerfGE93,1，24. [lxiv]参见赵宏：《实质理性下的形式理性：〈德国基本法〉中基本权的规范模式》，《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2期，第20页。制宪者不是因为反对法律保留原理本身而排除法律保留条款，而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具体到基本权利领域，宪法保留主要是禁止法律及其他下位法剥夺或限制基本权利。[xxix]为辨明此种主张的合理性，有必要对宪法保留的理念及其在实践中的运作有充分的认识。

[l]参见陈新民：《论宪法人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载氏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91页以下。[xxxv]参见［日］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秦小建：《新通信时代公民通信权的实践争议与宪法回应》，《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7期，第90页。或限制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lxiv]并且，传统理论一般认为这些基本权利具有较低的社会相关性，[lxv]主要涉及内在自由，不需要或较少需要通过行为表现于外部，因而不易威胁到公共利益和他人的权利，较适合于实行宪法保留。除针对人身自由、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等个别基本权利专门设定了法律保留外，大多基本权利条款也并无法律保留附款，基本权利限制的形式要件处于空缺状态。

前引【2】，张翔书，第129页。（一）权利保障直接化、宪法化的理念 宪法上基本权利的法律保留具有两面性。[lii]基本法不在某些基本权利条款中规定法律保留，目的并非完全排除对这些权利的限制，而在于强调这些权利在基本法的基本权利部分中处于特别突出的地位，以使这些基本权利受到限制的可能性降到最低。1946年日本宪法虽未如美国宪法一般直接规定立法限制之禁止，但据日本学者的解释，其采取的也是美国式的绝对保障主义，要求法律不得侵犯基本人权。

[lxvii]参见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法学家》2011年第2期，第155页。[xlvi]有关审查基准与比例原则审查的相似之处，参见前引【35】，芦部信喜书，第79页以下。

各基本权利在价值上等位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观点，[lxxiv]以此为由主张对基本权利实行法律保留，理据并不充分。以言论自由为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展出了双阶理论，将言论区分为高价值言论与低价值言论，并根据此种区分对限制言论的行为进行不同严格程度的审查。

[lxxxiii]较详细的讨论，参见前引【51】，王锴文，第107页以下。[lx]此种类型的宪法保留，参见邓联繁、蒋清华：《论基本权利的宪法保留》，《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109页。[xl]参见林来梵：《法律保留的诱惑》，《法制日报》2007年6月17日第14版。[lxx] Vgl.Maunz/Dürig/Herzog,88.ELAugust2019, GGArt. 4Rn.91. [lxxi] BVerfGE32,98，109． [lxxii]已有一些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言论自由的案件时，采取了类似的解释进路。柳建龙认为，关于对宪法的合法律性解释的妥当性的批评是夸大其辞的（参见柳建龙：《合宪性解释原则的本相与争论》，《清华法学》2011年第1期，第120页以下）。[lxxxv]参见前引【36】，宫泽俊义书，第112页。

[xlviii]参见前引【38】，宫泽俊义书，第174页以下。[xix]基于这种非对抗性的基本权利观念，原则上不受国家干预的个人领域并不存在，这与法律保留原理产生的思想背景截然不同。

[xv]所谓宪法的事实性，即宪法文本被认为是对客观社会事实的反映和确认。[xxxiv]二战后，日本公法学界对法律保留概念的评价呈现两极化：行政法学界对法律保留仍持正面态度，并将其视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lxxviii] 其二，功能主义学说认为，不同国家机关在组成结构与决定程序上有所差异，从而要求国家决定应由在内部结构、组成方式、功能与决定程序等各方面均最具备功能优势的机关来担当作成。[xxxiii]1949年通过的德国基本法及其后的德国宪法实践，在基本权利法律保留的问题上大体遵循了上述方案。

[vii]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以下。但是，这些问题不宜放在权利限制形式要件的层次上加以讨论。[lxxiv]相关讨论，参见林来梵、张卓明：《论权利冲突中的权利位阶———规范法学视角下的透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5页以下。[lxxxiv]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第34页。

[xxiv]参见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法学家》2004年第4期，第9页以下。在基本权利领域，宪法非规范性的观念反映为基本权利的非对抗性观念。

中国宪法上基本权利限制的形式要件，最终仍需选择传统的法律保留。参见张峰振：《论宪法保留》，《政法论坛》2018年第4期，第41页。

具体到我国宪法，宪法文本被认为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所已经确立的社会制度的反映和确认。然而，宪法往往只提供权利清单，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列举各项权利的内容和界限，导致客观上存在通过下位法具体形成基本权利保障范围及限制基本权利的必要。

通过将基本权利事项保留给代议机关以法律形式决定，也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出自权利主体自身意志并经过充分的民主商谈，从而排除行政权力的恣意，促进良法善治。[xlv]同上书，第128页以下。[xxxvii]1946年日本宪法第11条、第97条规定，基本人权不能受到妨碍且不可侵犯，该宪法具体的基本权利条款中，亦不附带法律保留的规定。中国宪法上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以及文化活动自由等无保留的基本权利，相当于德国法上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应实行宪法保留，接受宪法自身的限制。

[xxxii]但是，德国并未因此抛弃基本权利的法律保留，而是试图改进这一原理。但是，这种功能上的等同，既可能指在功能上具体地等同，即概括限制条款中已包含了基本权利可受法律限制的含义，制宪者尝试以显在的概括限制条文囊括隐含的法律限制规范。

可见，德国法上对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同样是在限制的实质性理由上予以高度限缩，类似于将其作为一种限制条件未被宪法明示的特别法律保留，在此基础上再附加实践调和的要求，因而并未彻底排除以法律的形式对其加以限制的可能性。1982年宪法的制定过程中，以概括限制条款替代法律保留条款的构想也不甚清晰，未能解答基本权利限制是否必须依照法律的问题。

[xix]参见李光灿：《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xxxi]二战之后，法律保留规定又受到德国学者的进一步批判。